原载于澎湃网
如今，对电脑、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干扰青少年儿童学习的担忧，频繁见诸报端。教育部甚至发布通知：学生不得带手机进课堂，老师不能用手机布置作业。诚然，手机使用频繁，容易让青少年和老师自己产生依赖性，甚至上瘾，确实是严重社会问题。大数据的布道人、广州市人大代表涂子沛建议成立青少年网瘾数据监测中心。这岂止是青少年问题？成年人网瘾患者，也如过江之鲫。正在刷手机的各位，欢迎对号入座。
也总有人把这些分散的因素，化为学习的要素。电视流行后，《芝麻街》节目就是利用电视传媒，开展早期教育，口碑极佳。手机也是一样：在苹果手机推出后，我的老东家和现在任职的大学，都率风气之先，给每个学生发放智能手机，试图利用移动学习的威力，把诱惑的因素转化为学习的利器。现在看来，这还是有点超前的。后来其他高校也默认了手机对学习可能的促进，在思考干扰的同时，也在教学生利用不同的app,促进自己的学习。
一场疫情，把教育技术创新扩散中的“后期多数”和“落伍者”收编过来，纳入利用技术开展学习的正规*。技术促成学习的发生，已不言而喻，而技术对学习者的干扰问题，也与技术对学习的促进持续对抗，二者如同拔河。两边都是人马众多。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G.Carr)在美国知识界很有影响力，他反对过度使用技术进行教学，曾撰文称谷歌使得我们越来越愚蠢。年网飞（Netflix)还推出了一部重磅纪录片《社会困境》（TheSocialDillemma),让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