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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芾满清禁止夷妇入城,差点引发中英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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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发芾

满清禁止“夷妇入城”,差点引发中英战争
  


  年,一个叫做WilliianBaynes(中文名盼师)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带着妻子和葡萄牙的婢女,从澳门进入广州,不但公然招摇过市,而且还坐着严禁外国人乘坐的骄子。此事引起轰动。满清和英国,围绕一个英国妇女进入广东的事件,发生了严重的外交冲突,差点引发战争。可以说,这是中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一次最严重的冲突,是鸦片战争的一次预演。
  为什么一个外国女人进入广州的事件,差点引起两个国家的一场严重的战争呢?这事说来话长。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是多么的艰难曲折。
  一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在约束外商限制外人方面颁布了诸多禁令,包括禁止外国妇女进入广东省城。其他政策往往未得到严格执行,而禁止外国妇女入城的政策则渐趋严厉且愈益细密。
  年,两广总督下令,外商女眷不得进人广州,只准在澳门停留。在当时,外国人被污辱性地叫做“番”或“夷”,外国女人被叫做“番妇”“夷妇”或“番鬼婆”。被当地官府严防死守,防止“番妇”进入广州,仿佛那些外来的女人,都是洪水猛兽。年的“老连”事件,使禁止“番妇”入城这个问题变得严重。
  年7月8日(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十六日),荷兰商人亚毕时(清朝官方文献中称“老连”)乘坐“海马号”携带“番妇”一名和“番女”两名,航海十多个月,终于抵达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狮子洋海域。消息很快报到广州府衙,船上有三个女眷的内容让官府如临大敌,于是紧急约见在驻的荷兰商馆秘书磋商如何阻止“海马号”上的女人进人广州。
  老连没耐心等回音,就带着妻女从澳门冒险登岸进入广州,把她们安排在广州瑞丰洋行居住。
  广州官员宣布,对于这几位“番妇”,按例应当驱逐出境,但考虑到亚毕时身份为船主大班,并且是从澳门进入“省馆”,因而“姑从宽典,以示圣朝怀柔之意”,仅饬令亚毕时将“番妇”带至澳门寓居,等荷兰商船离华时一同回国;同时申明下不为例。为以儆效尤,防止同类事件再度发生,广东布政使等专门颁布规例,晓谕中外: “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即报明押令该夷船另往他处贸易,不许进口;倘委员徇隐不报,任其携带番妇来省,行商故违接待,取悦夷人,除将委员严参、行商重处外,定将夷人船货一并驳回本国,以为违反禁令者戒。”  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出台《防范外夷规条》,规定愈加严厉:夷商必须住在行商开办的商馆内,不得在广州过冬。家眷只能在澳门安置,不得进人广州;夷商在广州不得坐轿。不许学中国话。不准购买中国书籍。不得雇佣中国女佣等等,这些规定都被执行。年(乾隆三十四年),有英商菲臣私带妇女进入广州,被当局发现,当即“将该番妇押往澳门,出示严禁”,并对有牵连的中国行商、通事和政府衙役进行“严惩”;年3月,英国散商船“拉卡萨号”在海南岛海面遇难,船上大副的妻子莫利夫人(Mrs.Morley)获救后乘中国帆船进入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代表得讯后立即向中方解释她“不知道有什么禁止外国妇女前往广州的章程”,莫利夫人也很快遵照中方的规定转移到停泊于黄埔的英国商船上;年初,英商怀特曼携妻进入广州商馆,在中方抗议下,2月11日该夫妇被迫迁往澳门;同年4月,丹麦船主耶鲁尔夫(Capt.Kierulf)之妻来穗,两广总督认定“夷妇违反章程”,勒令退返澳门,她居馆一周后返回;在此同时,有三名外国妇女从澳门潜穗“参观英国商馆”,广东当局“谕饬洋商驱逐”,甚至以“封舱”相威胁,“强制她们立即离去”。
  二
  对外国妇女的禁令遭到来华外国人的不解和反对。先后在广州、澳门和香港居留了年的美国人亨特后来在他的《旧中国杂记》中回忆:“我们这些一可怜的广州外画人,都是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连女人的声音,都是一种奢侈品,广州政府的官员是不允许他们的外国同性们享有的”。
  年发生的“盼师案”,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外之间关于“番妇入省”问题最严重的冲突。
  年10月4日,盼师(WilliianBaynes)公开带着妻子和葡萄牙籍婢女从澳门进入广州,沿途招摇过市,并违反规定乘坐轿子。接着,公司秘书阿司迭(J.H.Astell)也公开乘轿进入广州商馆。
  盼师公然的挑衅性行动引起满清的强烈反应,冲突就此展开。11日,两广总督李鸿宾命令广州知府转饬总行商伍受昌令其退回澳门,“并饬嗣后夷商进馆,不许乘坐肩舆”。18日,散商和委员会联合向广东督、抚、将军和粤海关等四衙门提交了抗议书,谓“公司工作人员每年需要六个月或更多的时间留在广州”,如不许携带夫人,实在不合情理。并要求准许外国妇女住馆以及乘坐轿子。而广东官宪认为,抗议书“文义本不明晰,词语亦多不逊”,故“严行驳斥,谕以仍遵旧制,毋得稍违”。
  20日,总督命令,如果在两三天之内,盼师仍不将“番妇”遣去,即派兵入馆驱逐。
  21日,英方从停泊于黄埔湾的外船上召集武装水手百余人携带枪炮登陆进入商馆,试图武力反抗。
  但双方都不愿把事态扩大,各自作出了让步。29日,中方承诺保证英人的安全。31日,英国武装人员撤回黄埔。
  但盼师夫人等仍滞留商馆,行商只好禀以盼师“素患痰疾,屡发未愈,现需番妇调护,恳俟稍愈,遣令回澳”。广东官府也只好接受这一托辞以作转圜。11月30日,盼师夫人回澳,前后在穗共57天。
  危机过去后,广东方面向朝廷的报告吹嘘说:“现在英吉利国大班盼师复携带番妇来至省城……经臣李鸿宾谕饬洋商即将番妇驱令回澳……现仍严饬速将番妇押往澳门,存留炮位悉运回各船防守,如果遵办无违,臣等仰体圣主怀柔之意,仍准其如常贸易。倘敢延抗,即遵照上年谕旨严行驱逐,绝其贸易,断不敢稍从迁就,致长顽夷刁风”。12月8日,朝廷谕令:“今该夷等擅违旧制,庆保等务当严切晓谕,令其遵守旧章,嗣后不得稍有违犯,致干禁令;倘仍敢延抗,即当设法驱逐,示以创惩,亦不可稍存迁就,总须酌筹妥办,欲怀柔外夷之中仍不失天朝体制,,方为至善”。
  “盼师案”强烈刺激了满清官员,对外商女眷的禁令更为严厉。年朝廷批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有关外国妇女的条文:“夷人私带番妇入馆,及在省乘坐肩舆,均应禁止也……嗣后应严谕各国大班夷商,不许携带夷妇至省居住。倘敢故违,即停其贸易,并即押令回澳。一面责成关口巡查弁兵,如遇夷人携带妇婢赴省,即行拦阻截回。”鉴于盼师曾带澳门的葡籍婢女同时入省,又特意规定,受雇于外人的葡萄牙妇女也只准在澳门居住,不得潜往广州,如有违反,惟葡澳当局是问,使葡澳当局不敢玩忽。 年3月8日,经道光皇帝批准,卢坤等又推出《防夷新规八条》,对外国妇女入省的查禁更为严厉,规定“容留隐匿”“番妇”“至省”者,“照私通外国例治罪”;官兵未能查出者,也“照失察故纵,从重究处”。在严令峻法之下,很少有人敢于冒险。据年的调查,当年侨居广州的非亚洲籍人有名,他们中有23人是“带有家眷”的,这些家眷无一例外“当然留驻澳门”。
  三 “盼师案”也同样也刺激了英方,英方页变得强硬。年1月,马奇班克斯辞职回国,向英国政府提交了言辞激烈的建议书,“长期以来,外国人对中国的专制主义采取温和的屈从方式,结果是中国对卑躬屈膝更为轻蔑,反而将禁制进一步扩大”。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英国海军司令才是最好的驻华大使”。
  年,英国东方贸易商的联合组织-“伦敦东印度中国协会”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书,敦促英国政府为在华英商谋求六项特权,其中第一项即是“允许英商及其眷属在广州居住”。年11月2日,在中英关系趋于白热化的时刻,一批英国国内从事对华贸易的最具影响力的商人联名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长篇建议书,提出,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一项“通商条约”,条约的第三款是:中国政府和官员应该让来华的英国人“在社会关系上、家庭关系上自由采行欧洲习惯,…自由携带妻子家属,…不受侮辱,不遭迫害”。年2月20日,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英国政府提出“对华条约草案”,草案第一款的内容即标示:“允许英国男女臣民以及属于他们的家庭和机构的所有人们,在广州、厦门、福州府、上海县和宁波等城(如果应当指定任何其它城镇,请加上它们)自由居住,不受限制和干扰”。在条约草案中,包括领事裁判、片面最惠国待遇等项极其重要的特权也仅只被英国政府列为候补方案,而将外国妇女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列入最优先向中国索取的一项特权。同年3月18日,英国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J.Macvicar致函巴麦尊,强调“禁止外国人携带妻室家属的野蛮法令应该更改”。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举行缔结“和约”谈判,根据现存的交涉材料来看,中方似乎仅在三个问题上对英方的条约草案略有抗辩,即赔款、福州不开埠,再一个就是外国妇女进入通商口岸问题。对此,曾亲身参与前期谈判的张喜有如下记载:“十四日(公历8月19日),微雨,黄(代理江宁布政使黄恩彤)、咸(四等侍卫咸龄)两大人出城与夷人会议,不许夷人携带家眷”。主持中方交涉的代表们搁置诸多今天看来更为重要的问题于不顾,而将“番妇”问题专门提出交涉。8月18日,道光皇帝发出“权宜应允”英方条款的上谕,但仍表示“夷妇”更“毋庸议”。在南京条约签字前夕,英方警告中方:“英国人的眷属在各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居住问题”等项“都是极关重要的问题”,“如中国方面加以拒绝或抱拖延态度,必至严重影响两国方在开始的和平”。在英方的威胁下,中方代表团无力抗衡,只得将此列入条约。《南京条约》第二款载:“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口岸。”其后,同样的内容又见于中国与美国、与法国、与瑞典挪威及诸多近代中国与约国的双边多边条约中。它标志着中国与西方经过漫长时期争执的外国妇女进入中国通商口岸的禁令,终于在英军大炮的威力下遭到废除,并以不平等条约的法律形式将此固定化、制度化。
  (有关满清关于外国妇女进入中国的问题讨论,详见郭卫东《鸦片战争前后外国妇女进入中国通商口岸问题》)孙建伟《禁止“番妇”入关的天朝旧闻》李占才《清朝禁止西方女性来华导致的冲突》唐欣玉《从“番妇”到“西方美人”:西方女性在晚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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